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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源》第三版修訂中語料查核選改的類型及標準

 論文欄目:文化理論    更新時間:2018-01-29 13:25   

 摘要語料的查核是《辭源》第三版修訂的重頭工作,文章主要以辰集“曰部”的修訂實踐為例,針對查核中的書證索源、優選、糾誤、增刪、修改釋義等五個方面展開討論,探討這些問題的類型及修訂標準,以期對大型辭書的修訂工作有一定的參考作用。
  關鍵詞辭源修訂書證查核標準
  《辭源》第三版已修訂出版,而修訂中對語料的核對、查找、精選和改正,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該項工作涉及面廣、工作量大,工作難度和學術含量都很高,做得深入與否、精確與否,都直接關系到《辭源》第三版修訂的質量。因此,本文就以修訂辰集“曰部”過程中的15個字頭434條詞目的實踐為例,歸納出五個方面的主要問題,并分門別類地展開討論,盡量詳細地舉出實例,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比較、綜合、取舍、歸納、總結,以期為大型辭書的修訂工作提供一些可行的經驗及需要注意的問題。
  就語料出處的文獻版本而言,參加過《辭源》第二版修訂的專家言及: 《辭源》語料主要的文獻來源是《四部叢刊》。該叢書是由近人張元濟主編,分初編、續編、三編,按經、史、子、集四部排列,共收書477種3134冊,近九千萬字。其公認的最大特色是講究版本,專選宋、元、明舊刊及精校名抄本,間及清本者也必取其精刻,其版本價值遠遠大于《四庫全書》,最宜作為古籍整理、辭書編纂的底本。此外,對《辭源》第三版的修訂,需將傳統文獻核對方法與現代電子檢索技術結合起來。首選善本文獻為語料來源的依據,這是語料查核不可動搖的原則。因此,我們以北京愛如生數字化技術研究中心開發制作、由黃山書社出版發行的國家重點電子出版物《中國基本古籍庫》為檢索工具,查找語料,核對善本文獻,方才確定取舍!吨袊竟偶畮臁肥珍浵惹刂撩駠鴼v代典籍共計一萬余種、十七萬卷,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中文數字出版物,也是有史以來最大的歷代典籍匯總。其中,每種典籍都錄成可查找、復制的電子文本,后附一個或兩個重要版本的原刻圖樣,《四部叢刊》的善本基本上都被收錄,此外還有很多精善的稀見文獻版本,因而可靠度較高。
  我們核查詞目語料的原則和步驟是: 第一步,以《中國基本古籍庫》為線索,查找并復制范圍較廣的基礎語料,包含可能用到的提前、有異、更優、后出、缺收等類型的書證材料;第二步,與《四部叢刊》(原刻圖片)一一核對,標出各種不同點,找出《中國基本古籍庫》比《四部叢刊》多出的那些語料;第三步,再依次查找出那些《四部叢刊》未收的語料在善本書原刻圖片,《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未收書輯刊》等書中的文獻面貌;第四步,將所得到的語料匯集,與《辭源》條目下所用語料做綜合比較,從而確定取、舍、增、刪、補、改等工作,完成對一條詞目的修訂。
  除了個別情況需要做特別處理之外,實踐表明,以下幾種情況及處理方法是《辭源》修訂時語料核、查、選、改中較為集中和典型的類型。
  一、 追溯源頭提前書證
  《辭源》是中國編纂最早的一部古漢語詞典,“《辭源》《辭源》,詞語之源”,追溯詞目源頭是《辭源》的編纂宗旨,也是其突出的特色。由于《辭源》初版、二版編纂時,在文獻數據、檢索技術、人力資源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詞語義項的書證索源工作也就存在不盡如人意之處,因此書證索源就成了此次修訂中的工作重點之一。溯源時,被釋詞目書證所在的文獻年代是最為重要的判斷標準。當核查的新書證年代早于原列的首出書證時,則為溯源提前,就需要補入早出書證以示更早的詞源。例如: 《辭源》辰集“曰部”字頭“最”,義項“極其、尤”下的始列書證原為《史記》,經核查典籍后發現,遠早于《史記》的《商君書》中便出現了此義項的被釋詞,因此當補入首見書證:“《商君書·外內》:‘故農之用力最苦,而贏利少,不如商賈技巧之人。’”
  又如字頭“最”下,義項“會聚”下的書證原為《公羊傳》,核查典籍后發現,早于《公羊傳》四百多年的《莊子》中被釋詞就已經出現,因此補入首見書證:“《莊子·德充符》:‘常季曰: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陸德明《釋文》:‘司馬云: 最,聚也。’”
  又詞目“書檄”,原用書證為宋蘇軾《送表弟程六知楚州》,核查典籍后發現,《晉書·孫惠傳》更早,因此補入首見書證:“《晉書·孫惠傳》:‘每造書檄,(司馬)越或驛馬催之,應命立成,皆有文采。’”
  字頭“替”下之詞目“替身”,原用書證為明俞汝楫《禮部志稿》,核查典籍后發現,宋邵雍輯葛洪《夢林玄解·夢占》已出現被釋詞,因此補入首見書證:“宋邵雍輯葛洪《夢林玄解·夢占》:‘又夢二鬼嘆曰: 三年汩沒待得替身,又被尚書救卻,奈何,奈何。’”
  需要指出的是,在溯源并提前書證時,《爾雅》《釋名》《說文解字》《玉篇》《切韻》等古代字書、韻書和訓詁纂集類辭書中的釋義不宜直接取作提前書證,因為《辭源》是語源辭典,應當收錄文獻典籍中的詞目義項用例,而辭書集中收錄的是詞目的貯存義,只有辭書貯存義而不見文獻使用義的,暫不能用為詞源提前的書證。
  另外,在補充溯源提前的書證時,要盡量明確書證所出文獻的版本與真偽,力爭弄清其作者和成書年代,確保詞源提前的準確性。這就要求書證的出處要交代完整,包括書名、卷次、篇名、著者、輯錄者等。書證的引文也需要文意完整,提供準確理解詞義的上下文,避免所引過簡、不合理斷句等情況,以防因理解不當而導致錯誤的書證提前。
  二、 對比語料優選書證
  補充典源之后,有些詞目會出現書證過多的情況,這就需要對原有及新查得的書證進行比較,合理地優化刪選。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 書證所出文獻及其作者的權威性、典型性是優選書證的重要標準之一。
  如同是《春秋》三傳書證,當優選《左傳》而不選《公羊傳》《穀梁傳》。同是盛唐詩句書證,就當優選李白、高適而不選嚴武、李華;李白、高適書證并行,又當優選李白。如: 字頭“曳”下詞目“曳裾王門”簡作“曳裾”,原引盛唐李白、高適詩句為書證。核查典籍語料,發現當補更早的陶淵明《勸農詩》書證。補后書證顯多,當刪除一條,就應保留李白《行路難》“曳裾王門不稱情”,刪除高適《信安王幕府》“曳裾誠已矣”。  
 2. 在選擇書證時,一般應優先選取時代較早、包含被釋詞目的文獻正文。但唐以前經典傳世文獻的名家注疏中若包含被釋詞目,那么該條注文就可以作為詞目的始見例或是以始見例的補充材料列出。
  例如: 字頭“最”下詞目“最凡”,并未在所引《周禮》書證部分的經文中出現,而是在鄭玄注中出現。核查典籍語料后發現,《申鑒·時事》正文“最凡有二十一首,其初二首尚知貴敦也”一句中出現“最凡”一詞,因此應補上此條正文含有被釋詞目的書證。而《辭源》原引書證鄭玄注是名家注釋,鄭玄與《申鑒》的作者荀悅均為東漢人,兩條都是優化書證,鄭玄注是名家注疏,《申鑒》是含被釋詞的文獻用例,因而兩條都應予以收錄。
  3. 書證本身的大眾影響程度,也應當作為優選標準之一。
  歷來流傳甚廣、大眾耳熟能詳的名句顯然比偏僻晦澀的句子更優。例如: 字頭“曾”下詞目“曾經”,原用書證均為唐詩。核查典籍后發現,北朝庾信《庾子山集·忽見檳榔》已出現該詞,因此補入首見書證:“北朝庾信《庾子山集·忽見檳榔》:‘莫言行萬里,曾經相識來。’”補入典源書證后,該詞目書證有三條,數量過多,應刪減。比較原引兩條唐詩書證,我們認為元稹的《離思》“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一句更有影響力,因此予以保留,而刪除另一條盧照鄰的“借問吹簫向紫煙,曾經學舞度芳年”。盡管元稹比盧照鄰年代晚,但前者顯然更有影響力。
  對書證優化選擇時,文獻、作者、時代、書證本身等因素都要綜合考慮。當今計算機檢索的功能強大而快捷,修訂時往往不是因為語料少而發愁,而是因語料太多在優化選擇上頗費周折!掇o源》第三版修訂的一個原則即是要體現學術性。我們的體會是: 書證的優化選擇是體現“學術性”的重要環節,必須認真對待。
  三、 比較版本定改訛誤
  修訂《辭源》,“改顯錯”也是第一要務。因此,嚴格對原引書證內容進行核查是必不可少的環節。只有在如實核對、比較具體文獻各個不同版本的前提下,我們才能發現原引文出現的錯誤,然后分析、定奪,對這些錯誤進行修正。錯誤的類型是多種多樣的,主要有引用文獻的內容、脫衍、字形、卷數、作者、人名等方面的錯訛。以下分別舉例說明:
  1. 原引文字的順序顛倒
  例如: 詞目“曾2陰”,原引書證為“落日長沙渚,曾陰萬里生”。從詩詞的格律來看,“落日”與“曾陰”不對仗,核查諸本后發現,應作“日落長沙渚,曾陰萬里生”。
  2. 原引字形有誤
  例如: 詞目“曳衒”,原引書證作“實亡周國”。經核查《四部叢刊》中所收《楚辭》(景明翻宋本)作“寔亡周國”,因此從權威版本改“實”為“寔”。
  又如詞目“曾2加”,原引文“昆侖”。所查諸本均作“崑崙”,因此當從改為“崑崙”。
  再如詞目“曾史”,原引文為“認做”,查諸本作“認作”。就古漢語而言,“認作”勝于“認做”,當從改為“認作”。
  3. 原引文內容有脫字詞現象
  例如: 字頭“曳”,書證《莊子·天下》中原引文作“推而行,曳而后往”。核查諸本后發現均作“推而后行,曵而后徃(往)”,脫一“后”字,應補。
  又如字頭“替”,原書證引《南史·后妃傳·殷淑儀》:“及薨,帝常思見之,遂為通替棺,欲見輒引覩尸”,核查諸本發現應作“欲見輒引替覩尸”,脫一“替”字,應補。
  再如詞目“替人”,原引書證唐封演《封氏聞見記·推讓》:“準例,替人五月以前到者得職田。”核查諸本發現,應為“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脫“五日”二字,應補。
  4. 原引書證誤將地名當作人名或姓氏的
  例如: 詞目“曾史”引《文選·演連珠》:“是以淫風大行,……淳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其中“殷”字下面加了下劃橫線,誤理解為朝代名或姓氏。然此處有注云:“殷,盛也”。顯然,“殷”在這里不表示朝代或姓氏,此處下劃橫線應去掉。
  像這樣應核對并改正的錯訛還有很多,此不贅述。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還有一些容易疏漏的訛誤,可稱為“隱性訛誤”。這類錯誤往往不是直接顯現在所引用的文獻書證中,而多隱含在那些用概括性語言釋義、說明的文字之中,很容易被忽略。比如,詞目“曾子”的釋義中,提到“宋王晫”割裂《大戴禮記》為輯本。經核查,王晫為明末清初人,也治《禮》;但符合“宋代”及“取大戴禮之文割裂為輯本”這兩個條件的實為宋代的“汪晫”,《四庫提要》多處言及這個宋人“汪晫”輯《曾子》之事。因此,當改“宋王晫”為“宋汪晫”。
  可見,通過校核文獻來改正訛誤,需要細心和學術眼光,多查、多看、多比較、多思考,才能把錯誤降低到較小的程度,“校書如同掃落葉”是很形象的說法。“修訂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修訂工作是學術性強的工作”,不是空話、套話,而是需要認真去對待和實踐的大實話。
  四、 權衡得失合理增刪
  核查書證時,有些詞目的原引文無誤但書證過簡,或者沒有引用書證,而僅用概括性的語言對被釋詞目進行釋義,這樣就會造成解釋力度不夠、釋義不夠明細的結果。與此相反的是,有些詞目引用書證過多,冗繁而不簡明。因此,我們需要將相關詞目所查到的書證與原用書證進行統一的權衡比較,從而對原有內容進行合理增刪。主要的類型如下:
  1. 所引書證引文部分不完整
  例如: 詞目“最尤”,原引《新唐書·趙憬傳》:“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似意思未完,核查后,發現增引完整應為“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也”。
  2. 所引書證中沒有直接出現被釋的詞目
  例如: 詞目“曳婁”,原引書證《詩·唐風·山有樞》沒有直接出現被釋詞目,因此應該刪去,換成包含該詞目的書證:“《李義山文集·為濮陽公涇原謝冬衣狀》:‘動歡聲而蟄戶旋開,華楚成行,曳婁塞路。’”
  3. 刪去不必要的釋義,補出書證 

  有些詞目,《辭源》第二版僅以概述的語言釋義,未引用書證,而且釋義語言還不如引文簡潔明了。我們認為這類情況應刪去說解,補出直接書證,以免失之空泛。例如: 詞目“曾參殺人”,原用概述性的語言解說事情經過,但所占篇幅比原文還長,當刪去說解而直引原文!稇饑·秦策》:“昔者曾子處費,費人有與曾子同名族者而殺人。人告曾子母曰:‘曾參殺人。’曾子之母曰:‘吾子不殺人。’織自若。有頃焉,人又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懼,投杼踰墻而走。”
  又如詞目“曳影”義項二未引書證,云“見某某”,應補直引書證“晉王嘉《拾遺記》:‘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簡潔而明了。
  再如詞目“曳白”釋義過長,且意義不明晰,當刪說解而補出其典源“《安祿山事跡》:‘玄宗乃大集登科人御花萼樓,親試升第者一二,奭手持試紙,竟日不下一字,時謂之曳白。’”形象而明晰。
  4. 所引書證本身不便理解,如有注疏,應補引注疏以顯之
  例如: 字頭“曳”的第二個義項“困頓”,所引書證為《后漢書》二八下《馮衍傳》:“貧而不衰,賤而不恨,年雖疲曳,猶庶幾名賢之風。”其“困頓”義不明顯,此處可增引唐李賢注:“曳猶頓也。”這樣就明晰了。
  又如詞目“曾祝”,原引書證《穆天子傳》:“南面立于寒下,曾祝佐之。”此處當增洪興祖補注:“曾,重也!秱鳌吩唬 曾臣偃。”這樣能更好地佐證釋義“主祭祝的重臣”。
  5. 適當增補書證
  有些詞目,原引唯一書證就能表明其典源;但有些含義較復雜的詞目,只引一條書證就嫌不夠,應增補書證,便于讀者理解。例如: 詞目“最殿”,引用的唯一書證確為該詞目的典源,但由于該詞目本身較為生僻,含義也較為晦澀,故當補充一條書證詳細詮釋其含義。如《魏書·中山英王傳》:“然后造之流應問于魏闕,不革之輩宜返于齊民,使就郡練考,核其最殿。”
  又如詞目“替壞”引一條書證而詞義不顯,當增補唐王方慶《魏鄭公諫錄·諫魏王不得折辱貴臣》:“若國家綱紀替壞,臣所不知。”
  另外,有些詞目的反義詞或近義詞也收錄《辭源》之中,在解釋該詞目時可增補“參見”,以明相互間的異同。如詞目“最殿”,《辭源》中就收錄其反義詞“最啟”和近義詞“殿最”,當在該詞目釋義、引證之后,增補“參見‘最啟、殿最’”,以便相互參見。
  五、 書證為據修改釋義
  相對于書證可能出現的錯誤而言,《辭源》第二版在釋義方面的問題類型較少,主要可分為補改原說解、更改帶政治色彩的釋義、增加詞目義項三種情況。
  1. 更改、補充原釋義
  這是指通過語料的查核與分析,發現《辭源》原來對某些詞目的釋義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應對其做完善性的修改或補充。例如: 詞目“曳練”,原釋義為“成匹的白絹”,根據所提供書證和補充書證來理解,原釋義不當,應改為“展開的白絹。喻白色云氣、水氣”。
  又如詞目“最凡”,原釋義為“總結之目”,此釋義偏狹,應改為“總計”。
  又如詞目“曳瑟知林”,原釋義僅為“見杖林”,并沒有解釋清楚。此處應補充說明“曳瑟知,梵語rast··i的音譯,義為‘杖’”。同樣,詞目“曳落河”本為契丹語的音譯外來詞,應補充契丹語的寫法“Lelaha”。
  再如詞目“曾祖王父”,《辭源》第二版釋義為“曾祖父”,無誤。但詞條“曾祖王母”卻釋義為“曾祖母,祖父之母”,前后釋義應當統一,因此詞目“曾祖王父”應補“祖父之父”。
  有的詞目為人名,對古時人名的解釋應該包括名、字、號等,不全者應補全。例如: 詞目“曾皙”,原《辭源》只作“名蒧”,應補入“字皙”。
  2. 更改帶政治色彩的釋義
  《辭源》是通用的古代漢語詞典,釋義部分的用語應該盡量客觀、實在,避免使用帶有某歷史時段政治色彩的過激言論。如有,就應該改為中性的客觀表述。例如: 詞目“書田”,原《辭源》釋義中有“封建社會地主官僚,于所有田地中撥出一部分”,表述的時代烙印明顯,應改為“族人在所有田地中撥出一部分”。
  又如詞目“曾國藩”,原《辭源》釋義中有“成為鎮壓起義軍的主力”之說,政治色彩濃重,應改為“成為攻打太平軍的主力”。
  3. 增加詞目義項
  《辭源》第三版修訂的宗旨是盡量保持《辭源》原來的基本構架和特點。因此在字頭、詞目、義項的增補上持審慎的態度,能不增加的盡量不增加。盡管如此,從大量的語料核查中發現,有些詞目原來列出的義項不足以概括該詞目主要語料的全部含義,必須增加新的義項來統領重要的書證。例如: 詞目“曾思”,原來只有“再三思考”一個義項,經核查典籍發現,應補入義項“思祭祖先”,其書證為:“《文選·東京賦》(東漢張衡):‘蒸蒸之心,感物曾思。’薛綜注:‘《廣雅》曰:“蒸蒸,孝也。感物,謂感四時之物,即春韭卵、夏麥魚、秋黍肫、冬稻雁,孝子感此新物,則思祭先祖也。”’”
  又如字頭“曶”,原有“輕視”“小數名,分的萬分之一”“疾速”三個義項,經核查典籍發現,還應補入義項“劍名”,其書證為:“《荀子·性惡》:‘桓公之蔥,大公之闕,文王之錄,莊君之曶,闔閭之干將、莫邪、巨闕、辟閭,此皆古之良劍也。’”注:“曶,劍光采慌忽難視,以形為名也。”
  又如字頭“替”,第一個義項為“廢棄”,經核查還應補入“怠惰”義,其書證為:“《漢書·五行志》中引《左傳》:‘卑俯,替也。’唐顏師古注:‘替,廢惰也。’”
  再如詞目“更休”,原釋義為“輪番休息”,依所查書證,當拆分為兩個義項——“輪番休耕”和“輪番休息”。先有休耕之本義,后引申出休息之義。故當增設其義項并補其書證。
  釋義,是詞典“立目、注音、釋義、書證”四大重要部分之一!掇o源》第二版成于名家之手,釋義上的精到隨處可見。然瑜中之瑕時或有之,個中原因,主要還是當時語料的檢索沒有我們今天這樣便利和齊全。今天,我們可以利用現代高科技的便利,快捷而全面地檢索到可靠的語料作為書證選擇的素材,還有《故訓匯纂》這樣的古代訓釋總匯可以參考,在釋義上修正前人的失當、補充前人的不足而有所建樹,是完全可能而且應該的。因此,在修改釋義、補充義項方面我們相當審慎,但該做的工作我們還是應該大膽地去做,且努力做好。  

 六、 結語
  由于時代的局限、工作的繁復、技術條件的有限,《辭源》第二版雖然建功甚偉,惠澤后人,然失誤、失當之處在所難免。這次修訂,以便利、全面、可靠的文獻語料查核為利器,易于整體把握、發現問題,因而有較多的收獲和改進之處。
  通過修訂實踐可知,由于珍稀文獻的電子圖像化,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前人看不到的珍本文獻,又由于計算機檢索的快捷、準確與全面,我們能夠比前人快速而大量地匯集所需要的語料和書證,因此詞語的溯源與書證的提前是此次修訂收獲最大的一個方面,就索源成果來看,語源與書證提前的條目比例相當大。
  又由于文獻檢索的便利,有眾多版本可以比較,糾正明顯錯訛的條件大大改善,糾錯率也比較高。在此基礎上,還可憑借文獻檢索的便利,深入思考,去發現、分析、改正一些“隱形訛誤”,比如上引“曾子”條目中“宋汪晫”誤為“宋王晫”的問題。這樣的修訂提高了《辭源》第三版的學術含量。
  由于檢索便利,可用的語料很多,可參考的新出工具書也比前人多,這就使得書證、詞目、義項、釋語的優化選擇成為本次《辭源》修訂中重要的操作問題。比如,就一個字頭下到底立多少詞目,也就是詞目增設的問題,較難把握合適的尺度。很多人常會把《漢語大詞典》和《辭源》相比較!稘h語大詞典》往往在一個字頭下收很多詞目,有的多至數百個,相比之下,就會覺得《辭源》“漏收”詞目很多。我們認為,這是因為兩部辭書編纂原則不同而導致收錄詞目大不相同!稘h語大詞典》的編纂原則是“古今兼收,源流并重”;《辭源》作為一部古漢語詞源詞典是“以常見為主,強調實用;結合書證,重在溯源”。一個是“源流并重”,一個是“重在溯源”,這就從歷時的角度區分了兩部辭書收錄詞目的不同。“古今兼收,源流并重”的《漢語大詞典》在收錄詞目時便會“求大求全”,所收的詞是“提煉詞”,是從所規定的文獻語料和歷代各類辭書中提取出來的,有的很偏僻,有的很后出,有的只是短語(詞組)或特殊的語境組合用法,有的雖見于辭書而根本就不見于文獻書證。而“重在溯源”的《辭源》所收的是“詞源詞”,這些詞出現時代早,已凝固成詞,有落實的書證。因此,《漢語大詞典》所收的詞目可作為《辭源》修訂的輔助性參考,但不宜作為《辭源》增補詞目的依據。如“曰部”字頭“曳”,《漢語大詞典》該字頭下收詞目42條,而《辭源》原來只收12條,參考《漢語大詞典》詞目和《故訓匯纂》的訓釋分類,更重要的是綜合分析我們檢索出來的含“曳”的書證,最后只補入“曳云仙”“曳掣”兩條。因為書證分析顯示,這兩個詞成詞年代較早,文獻中的運用也較成熟,符合《辭源》的收詞原則。其余《漢語大詞典》所收的28條,不符合《辭源》立詞目的條件,也就不予補收了。
  我們的這些體會和處理方法,是在《辭源》項目組確定的總體修訂原則指導下,反復實踐、修正而摸索出來的,個中甘苦與艱辛,參編的修訂者們自能品味。在此,與同人交流,或許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妥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ㄎ錆h大學文學院古籍研究所湖北43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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